魏征跪新主成千古贤相，方孝孺怼朱棣遭十族之祸，同是名臣，乱世忠奸的命运为何天差地别？
一、时代不同。
魏征所处的时代是隋末唐初，天下还未完全定型，魏征的第一个主公是李密，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后，魏征随李密一起投靠唐朝，后魏征劝李勣归顺唐朝，窦建德击败李勣，俘虏了魏征，魏征被迫成为窦建德的部下。
洛阳之战，李世民俘虏窦建德，收降王世充，魏征又跟着投靠了唐朝，太子李建成认为魏征很有才能，请求让他担任太子洗马，辅佐太子处理政事。
当时的太子虽然是李建成，但缺乏军功，明显不如秦王李世民，于是魏征劝李建成亲征刘黑闼，以获取军功与威望，李建成听从了，并成功击败刘黑闼，平定了潼关以东。
李世民
隋末唐初，由于天下尚未完全定型，跟随战争投靠新主在当时是司空见惯，比如说秦琼，最早是隋将来护儿的部将，后跟随张须陀，张须陀被李密所杀，秦琼就投靠李密，李密被王世充击败，秦琼又投靠王世充，秦琼认为王世充人品不行，又离开王世充投靠李渊，李渊让他跟随秦王李世民。
你看秦琼投靠了多少人，还有程咬金、李勣、尉迟敬德等名将都是从敌人阵营投降过来的，文人就更多了，他们没有心理负担，打不过就投降，时代就是这样。
方孝孺所处的时代就完全不同，此时明朝统一天下已经数十年了，整个天下只有一个王朝，就是明朝，不存在文武大臣四处投靠的情况。
二、法理不同。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是以秦王身份杀死太子李建成，控制皇帝李渊而成功的，本质上是兄弟之间争夺皇位的政治斗争，李建成与李世民都是李渊的嫡子，都有资格当皇帝，只不过李世民用了武力手段而已。
魏征
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本质是藩王起兵叛乱反抗正统皇帝的战争，朱元璋选择的皇位继承人是孙子朱允炆，不是他朱棣，朱允炆是明朝正统皇帝。
朱棣虽然是朱允炆的叔叔，但依然要跪拜朱允炆这个皇帝，这是礼制。
从法理上来说，李世民杀死的是太子，朱棣反抗的皇帝，杀太子后自己当太子，法理上说得过去，但是朱棣杀皇帝，自己来当皇帝，就属于谋逆，只是成王败寇，在法理上，朱棣缺乏正统性。
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杀任何人也没有杀皇帝的罪名大，弑君这种事放在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接受的，是缺乏法理的。
朱棣
魏征投靠李世民没有心理负担，方孝孺却因为朱棣反抗皇帝而不可能投靠他，虽然也有大臣投靠朱棣，但方孝孺显然有自己的原则和观念。
三、观念不同。
唐朝时期，从不同的阵营来回投靠都没有道德束缚，你看安史之乱，有些将领就在唐朝与叛军之间反复投靠，还不止一次两次。
史思明投降过唐朝，后来又反叛，严庄是安禄山的谋主，后与安庆绪合谋杀死安禄山，安庆绪战败后，又投靠了唐朝，还活到了唐代宗时期。
方孝孺
唐朝的思想相当开放，沾染了胡人的风气，不仅是穿着、饮食与生活起居，就连思想也有变化，一代女皇帝能出现在唐朝不是没原因的。
在唐朝投降是没有心理压力的，但明朝就一样了，明朝的儒家思想相当保守，尤其是三纲五常，讲的是君为臣纲，强调臣子对君主的忠心，作为宋濂的门生，方孝孺的儒家思想很保守，他忠于皇帝朱允炆，不愿意投靠朱棣。
四、环境与心胸不同。
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之后，对待李建成手下的文臣武将是相当开明的，下诏书免除这些人罪名，并让这些人效忠朝廷。
明朝风气不同
李世民为人宽容，虽然他杀兄逼父，对大臣其实挺好的，魏征是个直人，经常直言劝谏李世民，很多时候惹得李世民很生气，一度都想杀了魏征，但李世民忍住了。
魏征为了反驳李世民的建议，曾经四次拒绝征发18岁的中男，李世民大怒，召魏征来责备，但魏征一点也不害怕，反而跟李世民顶嘴，还把李世民给说服了。
这要是朱棣，只怕早就杀了劝谏的大臣。朱棣这个人是记仇的，他赢了之后，大肆抓捕建文旧臣，并没有像李世民一样赦免这些人，本来就是各为其主，朱棣没有必要处罚这些人，朱棣要求方孝孺投靠他，方孝孺偏不答应，气得朱棣诛杀了方孝孺的十族。
朱棣的心胸是远远不如李世民的，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个原因是方孝孺对建文帝有感恩之情。
唐朝风气开放，李世民心胸开阔
方孝孺是大儒宋濂的门生，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而是有人保举他，朱元璋时代，免了方孝孺的死罪，朱允炆当皇帝后，征召他担任翰林侍讲，一路把他提拔起来，并对他相当重视，有大事经常征求他的意见。
朱允炆这是把方孝孺当国士，那么方孝孺必然以国士来报答朱允炆，就像豫让一样，方孝孺报答朱允炆唯一的办法就是誓死相随，自然就不能投靠朱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