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特朗普不断向美联储施压，要求大幅降息，试图减少国债利息成本支出，降低债务风险，并希望借此压低美元，提升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但由于美国仍然面临通胀压力等因素，美联储迟迟不愿意降息，导致特朗普和美联储的矛盾不断激化，特朗普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多次公开对骂。
而美国近年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和对华发起贸易战，也使得美国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
例如，据Haver和瑞银等机构的数据显示，2025年5月，在占美国制成品进口权重最高的机械和电子设备类别中，来自中国的进口价格同比下降了约2%，而来自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进口价格则同比上涨了1.2%。
这显示美国正从中国“输入通缩”，同时从其他发达经济体“输入通胀”。该模式在化工等其他制成品中也同样存在，这表明来自中国的商品正在帮助美国抵消来自其他地区的通胀压力。
Haver的数据同时显示了中国这些商品的价格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亚洲其他国家。
由于美国人力成本偏高、熟练工人严重短缺和产业链配套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美国制造业成本高企，苹果等美国企业迟迟不愿意将生产基地搬回美国。
例如，据苹果公司及多家研究机构的分析，在美国本土生产iPhone相比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成本将显著增加，具体增幅因计算方式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核心结论一致：成本上升幅度在30%至90%以上，且可能导致iPhone最终售价翻倍甚至更高。中国生产的iPhone成本不仅远低于美国，也明显低于印度。
截至目前为止，美国制造业回流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有限，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持续在低位徘徊。
据贝恩公司的调查，尽管自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以来，“友岸外包”的趋势日益增强，但供应链转移的实际进展缓慢。虽然有80%的企业计划增加业务回流，但仅有2%成功完成。
因为供应链的重组是一件“说易行难”的事情，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力和资金投入，也需要大量的时间。
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打击中国的制造业，美国曾一度将印度和越南等国视为新的制造业中心。
印度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虽然人力成本明显低于中国，但这些国家不少行业的零部件或原材料大量来自中国，加上自动化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这些国家不少行业的制造成本，反而比中国更高。
这不仅加大了美国的输入性通胀，同时，印度和越南等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依赖，也成为中美贸易战中美国的软肋。
近年来，印度和越南等国在对美出口额和贸易顺差规模大幅增长的同时，对中国的进口和贸易逆差规模持续激增。
例如，据越南海关的数据显示，2024年，越南对美出口1196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高达1046亿美元。而同期，越南从中国进口达1440亿美元，同比增长30.1%。对华贸易逆差达828亿美元，较2023年的493亿美元增长68%，刷新了历史纪录。
自从2018年美国发起贸易战以来，如果将绕道出口和海外当地加工组装等方式包括在内，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度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减少。而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却付出更高的采购成本，美国的输入性通胀也因此而出现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