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李光耀认为，没有人能够改变印度，即便尼赫鲁复活也无济于事。
李光耀在晚年访问印度时，在一次接待宴会上，一把餐刀突然折断，差点飞到他的脸上。他没有生气，而是用更尖锐的话语表达了对这件事的看法：“印度的问题不在于个人的能力，而在于整个体制的松散。”
他还说，“尼赫鲁家族难以改变印度的老毛病”，这不是简单的讽刺，而是基于四十年观察的结论。他见过五任印度领导人，没有一个能跳出体制的束缚。
印度并非缺乏智慧之人，而是缺少能够引领国家进步的人才。他直言不讳地说：“印度就像是三十多个国家凑在一起，这些地方之所以连接起来，是因为英国修建的铁路。”
不论谁来掌权都不管用，这事儿李光耀早就说过。
2000年，李光耀指出，印度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中央计划执行不力和种姓制度影响深远，这些问题就像夹板一样束缚了国家的发展。
他直接说：“印度不是个国家，而是32个小国被英国的铁路线连在一起。” 这听起来像是个笑话，但他说的是实话。他批评印度政府长期以来无所作为，无法协调各个地方，议会里空谈误事。
他多次与印度的领导人交流，从尼赫鲁到莫迪都有接触。尽管他总是很有礼貌，但批评起来却毫不留情。他认为，印度没有把精力放在统一管理上，反而深陷于派系斗争和选举贿赂之中。
他在观察印度时，特别关注“制度能不能有效运转”。在他看来，印度的官僚们只关心监管，而不关心为人民服务。他直接批评，公务员对企业家缺乏信任，把商业视为罪恶，把商人视为国家的负担。
有一次，他在新德里参观时发现，印度总统府提供的刀叉质量很差。他用力一折，一把餐刀就断了，碎片差点飞到脸上。他感慨地说：“连国家级别的接待都做不好，还谈什么行政效率呢？”
他说自己很幸运，因为新加坡国土小，政策执行起来快，反应也快。他曾经也看好过印度，但发现印度虽然学术界人才济济，但是制度问题却压制了这些人才，标准不断降低，连精英教育都偏离了正轨。
他曾经历过一次“送礼”的事情。他去印度大使馆时，官员送了他两瓶进口酒作为国家礼物，还请他帮忙带几箱高尔夫球给德里的官员。
他冷静地把这些事记下来，写进了书里，没有加任何评论，全是事实。他在书里写道：“一个国家的细节，决定了它的成败。”
李光耀曾明确表示：“印度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能干的总理，而在于这个系统根本不让人能干。”即使像英迪拉·甘地这样强硬的领导人，在他看来也只是勉强在体制的边缘挤出了一点空间。
在他看来，印度的问题不是改革不够努力，而是改革总是失败。每次推进一点点，就被社会结构拉了回来。
他说得很清楚：“新加坡的成功靠的是政策、纪律和执行力。而在印度，很少有人能确保一个政策能持续五年。”他并不是不关心印度，而是对现状不再抱有幻想。
印度不乏聪明的人才，但缺少一个能有效办事的体系。
李光耀评价印度时，并不关注GDP的增长或股市的波动，而是更看重制度和效率。他曾直言：“印度有很多聪明人，但就是做不成事情。”
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从1993年起，印度开始了它的改革开放之路，采取了与中国相似的策略，比如强化市场作用、吸引外国投资和技术引进。到了2003年至2008年间，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每年平均8%。
他说：“这样的增长势头维持不了多久。”为什么呢？他说：“如果制度跟不上，再聪明的人也会被系统拖垮。”在他看来，印度的教育系统就是一个例子。
他并非只是听说过，而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曾到访印度理工学院，承认那里汇聚了亚洲最顶尖的智慧。
然而，毕业生的选择非常有限——要么选择移民，要么去外资企业工作，本国的体制似乎无法吸收这些人才。
李光耀认为这是由于制度吸收不当所致。他详细分析说，印度的公务员体系更注重控制而非服务。一旦精英们进入这个体系，他们的锐气就会逐渐被磨平，最终变成只等着退休的管理者。
他还对教育公平提出了批评，认为考试已经不再公平，受到了配额、政治因素和利益交换的影响。制度虽然培养了精英，却不给予他们实践的机会。
2005年，他在新德里的演讲中提到，印度需要追赶失去的时间。他说：“我们必须夺回那些失去的宝贵时光。”这是他对印度现状的观察和建议，话语直白，没有使用任何外交辞令，直接反映了他所见的实际情况。
他还关注过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他这样写道：“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简单的边界争端，而是深层次的民族结构冲突。”他进一步分析认为，长期面对外部威胁的情况掩盖了内部管理上的不足，政府将民族主义作为政绩的手段。
李光耀觉得，印度的议会虽然表面上是民主的，但实际上却很分散。他并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强调国家的重要决策不应该被选票左右，变得支离破碎。
新加坡采取的是集中决策和专业执行的方式，而印度则陷入了议会博弈和行政效率低下的困境。他指出，制度既能帮助聪明人赢得长期战役，也可能耗尽他们的耐心。
李光耀谈到印度的种姓制度时，语气十分直接，态度也很明确。他说：“这是我见过最稳固也是最难以改变的社会结构。”
在印度，一个人的身份并非由法律来界定，而是由出生时就决定了。从是否能成为公务员，到谁来负责清理垃圾，这一切都取决于你属于哪个“姓”。这个“姓”其实并不是普通的姓氏，而是源自四千年前《摩奴法典》中规定的社会等级制度。
李光耀对这套系统非常警惕。他说：“一个制度要想改变，首先要看看它有没有自我改进的愿望。而印度社会显然没有。”
到2000年，印度每年有25455起针对贱民的暴力事件，平均下来每小时有2人受到攻击，每天有3人被强奸。他说：“这些不只是乡村偶尔发生的事件，而是制度性的问题。”
种姓制度影响很大，不仅影响工作、住处和上学，就连结婚也有严格规矩，上等种姓和下等种姓的人结婚还是不允许的。
一个出身低微的学生考上了IIT，结果开学第一周就被同宿舍的三个同学排斥，最终不得不退学。这件事没有人受到惩罚，因为大家都默认了这种行为。
这套制度早已从宗教教义转变为社会规范，连法律都难以触及，即使甘地重生也无法改变。政府虽然制定了配额政策，比如公务员职位中有27%的名额分配给低种姓群体，但他认为：“这不算改革，只是临时补救措施。”
李光耀提到种姓制度，并不是为了批判传统，而是想说明制度稳定背后需要付出的代价。印度的制度稳固如磐石，但正因为太稳，反而难以做出调整。
李光耀并不认为印度没有前途，但他曾经说过：“尼赫鲁没能消除种姓制度，所以他无法像自己治理新加坡那样成功。”
李光耀的文章早就点出了印度的痛点。——来源：新浪新闻，2017年7月17日
李光耀为何对印度有些看法？界面新闻 2015年3月26日报道
揭秘印度种姓制度：当代工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