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润民
1949年11月，宝天和天兰铁路项目获批后，彭德怀、习仲勋和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与苏联的铁路建设专家们一起合影留念。
2019年夏天，我参观了宝鸡市宝天铁路英烈纪念馆，被那些修筑铁路的英雄们的事迹深深感动。同时，我也为宝鸡人民保护彭德怀和习仲勋1952年题词的壮举感到骄傲。
1964年，在当时异常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由于对“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批判，宝鸡的民众用聪明的方法保护了两位开国元勋的题词，让这些珍贵的文字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陇海线建设的英雄们
陇海铁路是中国东西方向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从江苏连云港出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只修到甘肃天水。宝天段铁路从陕西宝鸡开始，沿着渭河北岸向西，穿过秦岭的高山峻岭，进入甘肃天水。这条铁路早在1939年就开始修建，但由于资金、技术和设备的限制，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花了整整6年才勉强开通。宝天铁路全长153公里，其中有126个隧道，总长22公里，占总长度的七分之一；还有25座大中型桥梁，总长343米，以及72座小桥和576个涵洞。宝天铁路是当时世界上最难修建的铁路之一。
宝天铁路建成后，只能让几节车厢的小火车通行，而且经常出问题。铁路建成的五年里，真正能用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宝天铁路基本上无法正常运行，被人比作陇海线上的“盲肠”。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难题，毛主席号召人民军队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1950年春天，时任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司令员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命令以64军为主力的5万多名解放军战士参与宝天铁路的改造工程。解放军战士们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仅用8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施工任务，打通了陇海线上的“盲肠”，确保了东西交通的大动脉畅通无阻。在这期间，共有1086名战士受伤，平均每2.7公里就有一位战士因公负伤，涌现出许多英勇事迹。曾思玉将军，当时64军的军长，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感慨万千，他说：“我一生参与过无数战斗，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修建宝天铁路的日子。”
为了纪念修通宝天铁路的解放军战士，缅怀牺牲的烈士，1952年3月，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和陕西军区决定在宝鸡建一座纪念碑，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陕西军区修建西北铁路宝天段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位于宝鸡市南关宝天铁路旁，距离铁路约100米，火车经过时乘客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纪念碑由日本工程师木本正人设计，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高24米，加上碑顶的假山和五角星，总高度达到27米。碑身是空心的四棱柱形，长2.5米，宽2米，厚0.7米。整个纪念碑造型独特，气势宏伟，庄严肃穆。
纪念碑的底座共有8个基石，其中有2个较大的基石面向北方，上面设有橱窗，分别镶嵌着彭德怀和习仲勋的题词。
彭德怀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为一支英勇的部队题词。那时，这支64军正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激烈战斗。他回忆起两年前，这支部队在祖国的大西北参与经济建设时的杰出贡献，心中充满感慨，于是用毛笔写下了这段话。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历时22年，战争结束后，大家开始进行工业、农业、交通等各方面的伟大建设。我们西北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在一九五〇年春天，开始修筑宝天铁路，经过艰苦的努力，竟然在当年秋天就基本完成了。到了严冬，寒风凛冽，他们又进军朝鲜，参与抗美援朝战争。这些伟大的事业，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
彭总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讲述了人民军队从战斗队转变为修路大军的故事。他的书法苍劲有力，流畅自然，刚毅中带着直率，让纪念碑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风景。
当时担任西北军区政委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用他独特的书法风格，也为这座纪念碑题了字。他的题词简洁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四军修建宝天铁路纪念。功在西北，永志不忘。”
这座纪念碑在1952年的春天开始建造，到了10月就完成了，然后在12月7日举行了盛大的揭幕典礼。
1952年12月7日，宝鸡的人们热烈庆祝宝天铁路纪念碑成功建成。
题字经历政治风波
在1959年和1962年，彭德怀和习仲勋分别被错误地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和迫害。这两位重要的建国功臣被倒台后，他们在宝天铁路纪念碑上留下的题词，也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灰浆，掩盖了他们的名字。
1978年4月，习仲勋这位蒙冤16年的老同志，被中央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到了年底更是升任为第一书记。这个消息让西北地区的人民特别高兴。不久之后，中央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979年3月5日，一个叫雷恒海的共产党员给邓小平副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恢复彭德怀和习仲勋为宝天铁路烈士纪念碑题写的词。雷恒海是宝鸡市劳保商店的一名普通职工，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曾跟随彭德怀和习仲勋在西北地区作战。尽管他和两位开国元勋没有私交，但出于对他们的敬仰和对历史的尊重，他写下了这封信。
这封信被转给了陕西省委，省委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宝鸡市委仔细研究，并尽快修复纪念碑。1980年4月2日，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恢复纪念碑的原貌，并重新对外开放。
恢复纪念碑原貌的关键是恢复彭德怀和习仲勋的题词。宝鸡市民政局向相关单位发出征集题词原稿的函件，内容如下：“宝鸡市决定对纪念碑进行修复，现急需征集彭德怀和习仲勋题词的内容、题词手稿现存放何处等资料。”然而，函件发出后，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消息。
到了5月，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找不到相关资料后，决定打开题词的地方看看实际情况。为了谨慎行事，他们请铁匠特制了一把铲子。没想到，当他们轻轻一撬，题词上附着的青灰色灰浆竟然全部掉了下来。这种灰浆既不像普通的水泥那么硬，也不像一般的灰泥那样松散，而是一种拉毛式的，颜色和碑座相似的特殊灰浆。让现场工作人员惊喜的是，灰浆一掉，刻在汉白玉石上的彭德怀和习仲勋的题词立刻显现出来，且完好无损。
很明显，有人特意采取了措施，有意保护了这些题词。当两位国家创始人的题词重新被发现时，现场的工作人员非常激动，迅速将这个好消息上报。
1982年10月12日，宝天铁路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她是彭德怀元帅的妻子浦安修。当时，她正带领团队编写《彭德怀传》。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在全国各地的笔记和题词几乎都被销毁了。得知宝鸡宝天铁路纪念碑上还保留着彭德怀的题词，浦安修便带领写作组特意前来。她坚持彭德怀不给民众添麻烦的原则，没有提前通知，直到参观当天早上上班时才联系了市民政局。上午10点，在市长李均和市民政局局长赵克杰的陪同下，浦安修一行直接来到了纪念碑前。她站在彭德怀的题词前，许久才感叹道：“谁能想到，在宝鸡还能找到彭总的亲笔字迹。这真是个奇迹！”
不久，彭德怀的侄女彭钢来参观。她没有打扰地方的领导，也没有提前告诉纪念馆，只是由当地驻军的首长陪着来的。彭钢走到伯伯的题词前，低声逐字读了起来。读着读着，她的眼里含满了泪水，情不自禁地说：“让人痛心的是，许多关于伯伯的照片和信件等珍贵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毁了。在这里看到伯伯的题词，我感到很欣慰，这说明宝鸡人民对彭德怀很有感情，也说明彭德怀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离开纪念馆后，彭钢心中仍然十分激动，他提笔留言道：“感谢宝鸡人民对彭总的尊敬。”
习仲勋先生来到宝鸡市参观访问
彭德怀和习仲勋题词被保护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习仲勋那里。1986年，修缮一新的宝天铁路纪念馆建成了。宝鸡市委和市政府邀请习仲勋题写馆名。习老欣然答应，在9月9日写下了“宝天铁路英烈纪念馆”这几个大字。纪念馆管理处把这题字制作成黑底黄字的牌匾，挂在大门上，远远看去特别显眼。
写完馆名之后，习老特别指派张西铭前往宝鸡，详细了解1952年他和彭老总的题词是如何被保留下来的。
张西铭是一位著名的建筑专家，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时，曾负责建造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民族文化宫，因此得到了国家民委和国务院的认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西铭连续担任了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习老让张西铭这位既懂建筑又是宝鸡人的专家回乡了解宝天铁路纪念馆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张西铭回到北京后，马上向习老报告了彭德怀和他自己题词被保护的情况。习老听后非常惊讶，特意在11月30日来到张西铭家。张西铭又惊又喜，拿出宝鸡市民政局的信件和宝天铁路纪念馆的照片，还有彭德怀和习老1952年的题词，一一展示给习老看。习老看了非常高兴。那天，张西铭的外甥王权也在场。王权是宝鸡市物资贸易中心的工作人员，习老向他了解了宝鸡的建设情况，并让他转告宝鸡市的领导，说自己会在适当的时候去宝鸡看看。
张西铭立刻给宝鸡市民政局写信，报告他和习老见面的情况，并请求宝鸡市把保护题词的详细情况写成文字材料，送给习老。
1987年3月6日，宝鸡市委和市政府召开了一个专题座谈会，讨论保护题词的情况。会议请来了市委、市政府秘书长，市民政局领导，以及参与保护题词的当事人严笃等。座谈会结束后，市委书记、副书记和市长特意去见了严笃等，表扬他们做了一件好事。3月10日，宝鸡市委和市政府将关于宝天铁路烈士纪念碑题词保护情况的调查报告、相关资料和照片寄给了张西铭，请他转交给习老。
1989年2月9日，习老和夫人齐心来到了西府地区，他们首先去了宝天铁路纪念碑。在献上写有“修筑宝天铁路烈士永垂不朽”的花篮后，习老表情庄重，向纪念碑行了三鞠躬礼。随后，他缓缓绕着纪念碑走了一圈，一边走一边回忆宝天铁路建设者的伟大贡献，称赞他们为西北铁路建设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习老停下了脚步，对随行的陕西省和宝鸡市领导说：“我们不能忘记这些英雄，特别是那些为修建铁路而牺牲的烈士们。我们要教育下一代，让孩子们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长大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不知不觉走到刻有56位烈士名字的石碑前，习老弯下腰，表情严肃，一边仔细地看着，一边轻声念出每位烈士的名字，好像在向天上的他们表达敬意。
走到彭总题写纪念碑词前，习老非常激动。想起当年与彭总并肩战斗在大西北的日子，他心生敬意，仔细读起老战友的题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持续了二十二年……”
彭总的题词旁边是他亲自写的字。习老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情不自禁地念出了声：“西北立功，永记心中。”
这时，宝鸡市的领导向习老汇报了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题词是如何被保护完好没有损坏的。习老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见到了保护题词的严笃和桂春海。他对他们说：“你们真有胆量，一点也不害怕吗？”接着，习老表扬了他们：“你们的精神很好，不管多有能力的人，有这样的精神就行。大家都要向你们学习。有了这种精神，什么事都能办好。不仅是共产党员，普通人都应该这样。”
说完这些话，习老拉着严笃和桂春海在题词旁边合影，还特意让他们俩站在人群中间。
参观完纪念碑后，习仲勋一行进入了纪念馆，仔细观看了展示的宝天铁路修建过程中的图片和实物。
揭秘题词背后的秘密
彭德怀的伴侣浦安修在参观宝天铁路纪念碑时，听完关于题词保护的故事后感叹道：“真不容易，要是失败了，可是要掉脑袋的。这几个同志真是勇敢，才保留下了这全国唯一的一处彭老总的题词，非常珍贵。”
要是不清楚当年复杂的政治环境，就很难领会浦安修和习老讲话里的意思。
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成立了专门调查彭德怀和习仲勋的委员会，从此，这两位开国元勋被当作“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一起提及。
在习仲勋遭受冤屈的过程中，康生的行为非常不光彩。他在北戴河会议上指责习仲勋的小说《刘志丹》是为了为高岗翻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向毛主席提交了“利用小说反党”的报告，这句话后来成为了重要指示；他还利用自己“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直接干预陕西和西北地区的工作，使得从1962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西北地区成为了全国极左思潮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相关资料表明，从1962年8月20日到1965年12月11日，康生和当时西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交流了20多次，其中直接谈到习仲勋问题的有三次，还有一回是关于所谓“反党电影”《红河激浪》。两人交流最频繁的是1963年和1964年，超过3小时的对话有三次，最长的一次是在1964年9月1日晚上，从晚上8点半一直谈到次日凌晨4点半，长达8个小时，内容涉及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在康生和西北局主要负责人交往频繁的这两年，正是陕西“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最紧张的时候。所谓的“民主革命补课”，是因为习仲勋担任西北局书记时被认为“镇压反革命不彻底”“土改不彻底”而提出的。1965年3月12日，康生打电话给西北局负责人，说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委员会派了9人组成的“西北调查组”到西安，调查习仲勋的“反党活动”。西北局也成立了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委的调查组来配合。1966年6月，调查组在回北京前向西北局汇报，说习仲勋在西北执行了“投降主义路线”，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阶级斗争”，还编造了习仲勋在高岗死后继续活动，要做高岗的忠臣、与台湾陈建中有联系等无中生有的罪名。调查组甚至向中央建议，习仲勋不仅是反党集团的头目，还是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惩处。显然，这个建议是康生授意的。尽管这个错误的结论没有被中央采纳，但在陕西和西北地区还是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消除习仲勋的影响”。
从1964年8月到1965年7月，陕西省开展了一年的活动，主要是清理所谓的“反党分子”的题词、题字、碑文和照片。关中一个县是这次清理的重点，由一名县委副书记带队，还有两名党员干部组成小组来进行具体工作。他们收回了习仲勋的10张照片、2封信件和一个题词。习仲勋的10张照片被销毁，他在当地烈士纪念碑上的题词也被抹掉了。
在陕西省的第二大城市宝鸡市，同样也展开了这项工作。1964年9月，城建局的严笃副局长接到了任务，要去掉彭、习的题词。原因是当时彭、习的问题已经公开，留下这些题词不合适。
这次的任务让严笃心里像翻江倒海一样，吃不下睡不着。在那个时期，如果不执行命令就是违抗上级，但执行命令又让他感到为难。严笃深知，如果他亲手毁掉两位开国元勋的题词，不仅无法向历史和后人交代，就连自己的良心也过不去。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深思熟虑，严笃终于下定了决心：就算因此受到处分甚至坐牢，也要保护好这些题词。
严格保护题词的决定，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宝鸡市上下几百万人民的心愿。据宝鸡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原副主任王森回忆，1963年9月的一天晚饭后，即将卸任的宝鸡地委书记宋友田找到他，邀请他陪同前往宝天铁路纪念碑。当他们来到纪念碑前，宋友田面对彭总和习老的题词，庄重地站在那里，仔细观看。因为光线昏暗，加上宋友田视力不佳，看不清题词，于是他让王森一字一句地读给他听。听完后，他俯下身子，用手轻轻触摸每个字，仔细感受每一个笔画，然后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后转身回到地委大院，全程没有说话。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这位即将离任的老领导心情沉重。后来王森才明白，宋友田心里清楚，两位领导的题词可能遭遇不幸。这次在夜幕下的纪念碑前告别，是他离开宝鸡前的最后举动。
张方海接替宋友田后，对彭、习的题词也持同情态度。据严笃回忆，1964年上级给他布置任务时，说的是“取掉”，而不是“毁掉”或“销毁”。他反复思考“取掉”的意思，最终这两个模糊的字让他决定保护这些题词。
宋友田和张方海作为当时的领导，在处理彭、习题词问题时，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良知。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愿望——要求下级保护题词。
严笃决定保护那些题词后，找来了他最信任的两位朋友桂春海和郑富贵，诚实地告诉他们自己的计划。两人立刻表示支持。然后，他们三人一起讨论如何实施保护措施。
第二种方法是把题词的石头拆下来，移到安全的地方保存。虽然拆卸过程顺利，且没有损坏，但是要放在哪里保存呢？想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且安全的地方。因此，这个方法也被放弃了。
最终，幸亏有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郑富贵提出了一个“保持原样，就地保存”的方案，这便是第三种方法。
郑富贵的计划被采纳后，宝天铁路纪念馆门口挂出了“内部装修，谢绝参观”的牌子。郑富贵和桂春海两人在夜深人静时开始试验。他们把水泥和灰砂按一定比例混合成一种特殊泥浆，要求它既能粘得住，又能剥下来而不损坏石刻题词。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按照“调整比例—涂粉—待凝—剥离”的程序进行试验。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成功了。他们用特制的灰浆将题词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外面再砌上砖，加上外粉。望着被保护起来的题词，郑富贵和桂春海心里感到很不舍。他们默默地念叨着：“彭老总、习书记，有朝一日，你们的题词还会重见天日的，眼下只能委屈一下了。”
曾经用来保护题词的砖块，现在被展示在宝天铁路纪念馆里，成为了宝鸡人民珍视彭德怀和习仲勋题词的重要历史见证。
在完成了那个保密的任务后，郑富贵和桂春海互相叮嘱说：“这件事一定要保密，不到时候绝对不能透露出去。”
世间自有公正存。彭总和习老在百姓心中早已树立起一座崇高的心灵丰碑。这丰碑无形却无比坚固。正是这份民心，让彭总和习老的题词历经17载风雨，依然完好无损，未受政治风雨的影响。
想起往事，这三个同志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作为保护题词领头人的严笃，只是简单地说：“毁掉题词，心里很难过。”
郑富贵，这位保护题词的有功之人，在1993年10月去世，享年76岁。1989年，习老参观纪念碑时，郑富贵恰好不在本地，因此未能见到习老。后来听说习老对他表示了特别的问候，他非常感动，逢人便说：“我只是做了一点小事，领导却这么重视，这么关心，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严笃在2012年去世，活了87岁。他生前常常提到那次保护题词的经历，总是感到非常满足，说：“回想这一生，我做了一件让自己安心的事情。”习老和他的夫人与他在纪念碑前的合影被保存在相册里，成为了一件珍贵的纪念品，家人特别珍惜它。
桂春海把习老和他的夫人在纪念碑前与自己的合影放大挂在客厅里，一进门就能看见。到了2013年，有人问这位已经84岁的老人：“当年你做这件事的时候，怕不怕？”他平静地说：“当时没怕什么，因为彭德怀、习仲勋都是我很尊敬的领导。在那种情况下，我只是做了个党员该做的事。”
这篇文章出自《党史博览》杂志。
未经允许，不得复制或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